近日，雅芳直銷試點和雅芳風波引起了業界和媒體的強烈關注。先是雅芳全球CEO鐘彬嫻4月8日高調宣布雅芳獲得商務部和工商總局聯合批準的國內首張直銷試點牌照；就在人們為雅芳彈冠相慶之時，4月11日，雅芳50多家經銷商以“公司開展直銷損害到專賣店利益”為由，來到雅芳中國總部向其“討說法”。

　　盡管據雅芳方面的說法事情已經平息下去了，但有關評論認為，在直銷立法即將出臺的敏感時期，雅芳獲得的全國首個也是唯一的試點批文向外界傳遞出了一個信號：嚴格監管、單層先行將是中國直銷市場開放初期最大的特色。同時，這也表明，在直銷立法和直銷開放過程中，必須慎重處理“利益相關者”的各種關系。

　　中國直銷市場對有志于進入這一領域的企業和個人來說，都是一塊誘人的蛋糕，因此，開放直銷市場不僅是落實入世承諾，更是大勢所趨，而直銷立法則是為直銷市場打造一個可監管的游戲規則。但正是在如何開放市場和建立游戲規則這一點上，管理層遇到了一個兩難選擇：是應給予市場自由多一些還是秩序多一些？

　　顯然，一個令人擔心的事件是，開放直銷市場后，會導致部分企業渾水摸魚，引發其他社會問題。過去非法傳銷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使政府對任何有可能借直銷開放和立法而導致變相傳銷的苗頭都抱有高度的警惕。

　　如果說，對過去非法傳銷的記憶之痛使政府在直銷開放和立法的價值選擇上傾向于秩序，那么，多層次直銷的現實和直銷人員的就業壓力則可能使政府為企業開啟一扇自由的大門。若為管理之便在立法中只倡導雅芳的單層次直銷模式，不僅凸顯了立法與直銷企業之間的內在張力以及監管手段的落后，而且它還面臨一個緊迫的實際問題，即眾多實行多層次直銷的企業不得不再次轉型，從而涉及大量直銷人員的轉崗安置。

　　在國外，從事直銷的人員多半為兼職，而在中國則基本是全職，有的甚至將其作為一項終身職業。全國有多少直銷人員，雖未見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僅安利公司，就有18萬人。如何來安置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員的轉崗就業？倘若再加上在當前農民源源不斷涌入城市尋找工作，以及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下，有一部分農民和學生會進入到直銷這個領域，對政府來說，就業壓力是不能不考慮，否則也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

　　可以說，上述兩方面因素導致政府在直銷的開放和立法上，徘徊于秩序與自由之間。從深層來看，政府的兩難選擇是當前中國社會環境的特點所致。為什么直銷在西方國家能夠正常發展，而到了中國卻屢屢滑進金字塔式傳銷的陷阱？歸根結底在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相對成熟、穩定，直銷員弄虛作假敗露的風險大，機會成本較高；中國則正在經歷激烈的社會分化和變遷，直銷員弄虛作假敗露的幾率相對較低，機會成本也低。

　　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管理層要更頻繁地面臨深刻的政策目標沖突：一方面，要強調規范、監督，也就是側重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順應直銷的發展趨勢，減少人為的、不符合實際的監管內容。